斯捷潘·马斯卡诺维奇的第三场新书签售会依旧火爆到没能准时结束，这个会让出版社为今年财报喜笑颜开的消息，对实实在在陪丈夫在书店坐了一天的维克托莉娅来说，带来的只有烦恼。托延长的签名环节和多出来的短演讲环节所赐，她来不及把炖鸡放进锅里，意味着晚餐要么放弃这道菜，要么推迟一个半小时，环环相扣的周末日程表上不存在多出来的时间。更糟糕的是，她把车停进车库才想起来，洋葱和迷迭香都用完了，现在开车前往五公里外的超市补齐食材绝不是个明智的选择。如果只有她一个，她不介意吃一顿外卖或到餐馆解决晚饭，可在“与家里冷战的孩子终于决定回家吃饭”这件事上，维克托莉娅多少想要尽善尽美实现家庭杂志上所列举的项目，以增强家庭和睦的可能性。她是不怎么在乎伊万到底在不在家吃饭的，人如果选择把自己饿死，那谁也管不着他，但斯捷潘在乎，并为此期待了很久。她有些烦恼地放下公文包，走进厨房，来不及同丈夫商量晚餐的事，连续应付了好几个小时热情读者的男人先一步开口，表情中疲惫占了多数，只够撑开一个勉强的微笑：“维托奇卡，我先上床休息一下，万尼亚回来的时候你能来叫醒我吗？”
“你去吧。”维克托莉娅点点头，感到些许无力，而这无力感取代了之前的某种压力又叫她多少有点如释重负，她确实暂时不想在忙碌于家务的同时还要和谁说话，她总是不擅长做这个。尤其是，这次的签售会上来的不止是读者，还有受出版社邀约而来的记者，美国人直白到粗鲁的、以及在政治宣传下所必须提出的问题很不好回答，她看见了斯捷潘面对怼过来的话筒时右手在颤抖，不论那是不是表演的一部分，她都厌烦到差点保持不住平静的表情。话筒和摄像机挪开的时候，她悄悄握住了丈夫的手，不出所料，比一块冰还凉。她不能中断签售会，也不能命令这帮人别再要斯捷潘对集中营的存在发表意见，她在这儿只起着作为另一个人精神稳定器的作用，做不到像在研究所要求组员更改实验方案那样一呼百应。被攻击、质疑和嘲笑与被拥护、信仰和称赞是同一样东西，报纸和网络上越是吵嚷得响亮，书卖得越好，斯捷潘的编辑是个金发的犹太人，他对这样的促销手段很有一套，惯于在作者和总编面前侃侃而谈，促成种种困难的合作。某种意义上，斯捷潘的书能卖到登上排行榜的销量，除了人们内心里对阴谋论、社会主义、宏大叙事和苦难的迷信及窥探欲外，确实要感谢他只为金钱说话、不在乎国别和意识形态的做派。
但是，她也很难说喧嚣的声势和外界的关注是件纯粹的好事，拿最细微的一个点来说，起码前几年斯捷潘从没明确地请求她陪着他去签售会。就像在厨房发现了食物碎屑而家里又显然没有谁会在深夜蹲在桌底吃饼干，维克托莉娅能意识到有什么糟糕的事正在发生，可她不能劝自己的丈夫放弃这份工作——在他们来到美国之前，苏联的前桂冠诗人不被允许再发表任何作品，那段时间所有人的精神都在逼近极限，她不是很想回忆对方一边酗酒一边写诗、稿件却毫无回转地被任何一家出版社拒绝的日子。在斯捷潘的精神彻底垮塌之前，他们以一些不能声张的手段飞到大洋彼岸，毫无疑问，美利坚有宽广的胸怀，只要你有足够的钱，它毫不介意拥抱的是哪来的不得意者。虽然他们没有开诚布公的谈过，但维克托莉娅隐约猜到，丈夫以半残废的右手坚持着每日写作，剖开还在流血的伤疤，把过去整个人生的经历与他热爱的东西都展开来引人购买，为的只是把字句卖出更多的钱，他想用钱来给自己造个墓碑，这样妻儿还能收收别人与这墓碑的合照费。
斯捷潘不是没有察觉维克托莉娅欲言又止的态度，但今天他也确实付出了格外的心力，以至于没剩多少来解读妻子的情绪，他以为她也只是累了。维托奇卡本来就不喜欢社交场合，他记得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有些必须要携带家眷的宴会上，妻子总是默默地将身形隐藏在他身后，除非被明确地指中，否则从不出言插入对话。又或许，在全是操持笔杆、热情于文字的人群中，她实在提不起兴致考虑应付和公式定理无关的东西。斯捷潘心里有些抱歉，不过如果今天维克托莉娅不在他身边握住他的手，他就要吐出来了。
他的编辑征求过作者的意见，曾经的桂冠诗人知道，和另一种社会体系中的褒奖不同，现代资本运作出的成就是个五光十色的泡沫，找来一帮能往里吹气并且保护着泡泡不被吹破可不是简单的活计，他最好别太过任性，只是两个记者而已，他们的问题也都提前公开在了会议上。要是你担心到时候太紧张可以先背背稿子，更为年长些的金发男性拍了拍合作伙伴的肩膀，我让摄影师拍几张正面照片就行，来，你们互相认识一下？商人的智慧在于他们不仅知道文字是商品，评判文字的权力也能称斤论两地上架，斯捷潘正努力从编辑身上学会这一现代社会中攀爬得更高的必须品质。
他做得挺好的，滔滔不绝又一气呵成，面色红润且中气十足，任谁来说，都会为前苏联诗人对自己的祖国的热忱爱意和对过往生活的伤痛忧郁而感动。他好像成了博客中文章所描述的、一位卓于思辨、忧心政治、在迫害和针对中无可奈何地放弃共产主义理念的学者，一个他亲手缔造、但他完全不认识的斯捷潘·马斯卡诺维奇。美国人爱吃这一套，日益增长的国民性在推动他们成为“世界的主人”，而有什么能比昔日老对手的信徒在失败后的投奔更足以证明自身正确性的呢？他们对苏联的一切都很好奇，又天然地怀疑联邦政府的调查报告，认为民间人士给出的回答要比带着官方立场的特工更可信。斯捷潘在向专栏投稿第一篇文章的时候就想好了这一切，当他演讲完、签售会圆满结束后，他婉拒编辑提出的庆功会邀约，提出自己要休息一些日子。
“这可不明智，老弟，我肯定过几天书店就会要求我们加印，现在正是你从网线背后走出来、走到脱口秀舞台上的最好时机。”犹太人拉着他走到展台后，有些激动地描绘着出版社给出的资源和道路，“你的外形条件该用起来！你会成为有名的作家！演讲，拍照，让更多人在报纸头条上看到你的照片、来买你的书！”
“我很感谢你和出版社为我争取的一切，但是，奥尼尔，我经历过……文字审查。”他费了点劲才把那个词用英语说出来，用它遮盖掉文字作为商品不如一副美丽外表有价值的事实，“读者喜欢我的书，因为他们相信政府总是隐瞒了什么，这本身就是站在当局的对立面，冒失地大声嚷嚷很可能被认为是在挑衅。”
这位出生在美国、完完整整接受美国梦教育的犹太人显然也在商机的诱惑和对政局的敏锐中陷入两难，他苦恼地掏出手帕擦了擦脸，过了一会才不甘地点头：“你说的有道理，我会和主编再讨论一下，那做个社科科普作家怎么样，或许有助于规避一些风险？”
“他们不会承认的，苏联……俄国人研究的苏联。抱歉，奥尼尔，我们可以改天再谈论这个话题吗？我的妻子在找我了。”斯捷潘的第一句话听起来有些生硬，但专心于工作计划被打乱后果的编辑没注意，他同自己手下最有潜力的作者道别，便忙着打电话去了。被留下的金发男人捂着胃部，干呕了几下，调整好呼吸，冲维克托莉娅挥手，等着她拿来车钥匙和皮包一起回家。
最初抵达大洋彼岸时，他们一家三口挤在一栋旧公寓的一个套间里，基础设施和使用面积都不是他后来决心一定要挣到钱搬家的理由。那时候，维克托莉娅忙着面试和入职，孩子还是由斯捷潘来照顾，他出门的时候有时会带着孩子，不用两个星期，只偶尔打过几次招呼，伊万浓重的俄语口音就让邻居们都知道新搬进来的是一家子苏联人。窃窃私语、古怪的眼神、出现在门口的垃圾和深夜暴力的敲门声很快也进入了生活，成为斯捷潘噩梦的新素材，这种无需解释、理直气壮的恶意让夫妻间爆发了一次争吵。女人愤怒地、冷冰冰地说：你如果再说什么觉得自己是个拖累要自杀的话，斯捷潘，买完你的墓地我们甚至没有钱付下一季度的租金，你要我和孩子怎么办？
于是他只能重新拿起笔开始写，先是俄语，再翻译成英语，在政治性的单词里打转，在图书馆林立的书架里打转，在一家家报社和杂志的专栏里打转。没有人要看他的诗，但他们都对斯捷潘笔下地球另一端沉没了的四分五裂的国家感兴趣。你描写的苏联的教育体系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很有趣，读者们想看更多……就像被尸体的腐臭吸引而来的苍蝇一样，而斯捷潘要做的就是用刀割开血肉，吸引更多。
感谢他曾接受过的文学训练和与生俱来的天赋，他书写起那些金灿灿的日子来毫不费劲，比写诗容易多了，不必考虑韵脚、反复和意象，更不要寄托太多感情。他写啊写，从不参与任何政治问题的讨论，也不对读者来信进行回答，他好像在剖开身体，把内脏切割成合适的零件，组装成一个莫斯科，刷上覆盖力极强的油漆把血色遮住，将它端上桌子，告诉那些美国人，这是真正的苏联。他们付钱，或是惊叹或是兴致勃勃，称赞他的书写贴近真实的人民。有时候，编辑部会收到俄文信件，斯捷潘总托辞自己忙于写作，忘记了打开它们，实际上，他在阅读那些迥异于英文字母的字符时会突然看不懂俄文。
他回到卧室还是觉得很难受，仿佛皮层下的血肉被一团浸湿了的海绵取代，它膨胀着摩擦外壳，要从每一个孔洞满溢出来。这会他宁愿自己还能酗酒，而不是被体检报告上的各种指标拘束着以免比预期更早地躺进坟墓。男人走到浴室洗了把脸，手指麻木到分辨不出自己的额头是滚烫还是冰凉，双侧太阳穴上方的神经突突地跳着、传递痛觉，牵着深入眼窝内部和骨头里面也跟着痛。他猜自己昨晚也没睡几个小时，具体是多久已经忘记了，他的书房里没有时钟，只有写了各种日程的日历。而浴室里打开镜子后的柜子内贴了一张用药时刻表，上面的药量部分更改过两三次，斯捷潘习以为常地拆了一板镇静剂，又配了两三片安眠药，把这些东西全吞了下去。他没有感觉更好。
这栋房子是维克托莉娅托了研究所内曾在建筑行业工作过的同事介绍购入的，朝向和高度都恰好避开最炎热的入射角，到了傍晚，阳光才姗姗来迟地从窗台投入房间，仿佛用蜂蜜腌渍果干，将每一寸地面染上金色。他走出浴室，被晃了一下眼睛，踩着自己的拖鞋差点摔了一跤。得睡在床上，不然维托奇卡上来的时候会担心。男人上半身趴在了晒得柔软的被褥上，因胃部的绞痛颤抖，一边呼吸一边呛咳。他的身体在几年前就用呕血和高烧发出过警告，要求大脑不能再连续工作好几个通宵，可一旦停下，躺在床上，愧疚和负罪感又守在枕头旁叹气，政治性的、远离故土的、深感受骗了的抑郁站得远些，也在盯着他瞧，还有更多的无以言状的无名的痛苦，它们团团围住这个人，把他埋入冰冷的雪洞。如果要爬出过去的碎屑，他得用自己的双手去握住那些无法再挽回、已经失去了的岁月，只有一只手使得上劲的情况下，他每一次挣扎都只是在不断掩埋自己。
斯捷潘终于想起来为什么一开始他不喜欢奥尼尔，因为对方的金发颜色不像犹太人，反倒像俄国人，一个头发梳得过于整齐、发际线偏高、常年严肃着一张脸的典型苏联政委的形象。在很久很久以前，他还在莫斯科的文联里工作、作为家喻户晓的桂冠诗人深受追捧的时候，会议桌上唯一会同自己争论某本文集的出版必要的上司就是如此。奥尼尔在书籍出版中的严格要求和深知文字与政治的姻亲关系的思想让他总在某些时刻闪回，哪怕他既记不得那个人的名字和长相，他也会因瞬间的印象想起对方说话时总叫人不痛快的语气，以及他自己的回答。年轻的声音说：您不懂诗歌！那个词是美的，因为足够美我才用它，您凭什么要我删掉它？！
他曾诚挚地在诗句里写下“亲吻古罗斯的每一片土地”，也曾真实地憎恨古拉格里所见的每一片雪花。他不能再觉得它们美了，也不能再爱了，要是他恨的是那个叫他失去热情的东西就好了，不，他没有自欺欺人的余韵，胃部的疼痛和呕吐欲终于分出了个胜负，他干呕起来，幸好，喉咙里不曾经过任何东西，几天前维克托莉娅才洗过床单，他没有再给她添什么麻烦。男人安心地呼出一口气，努力抬起手擦掉眼泪和唾液。
他蠕动着身体爬上床榻，风衣下摆折了好几道，美国温暖的海岸沿线城市冬日不需要过厚的羽绒服，今天的温度也很适合户外活动，他却还是冷得发抖。承载着身体重量的弹簧床垫和柔软的羽毛被褥仿佛下陷的流沙，让躺卧在上面的人没有力气挪动哪怕一根手指。镇静剂起效果了，可它同时也把正在经受痛苦的人钉在原位，叫他不能通过任何手段逃避这出自其本身的痛苦。记忆、或者说难以痊愈伤口的幻痛正穿过男人的大脑，他一贯不知道它们为何而来，就像他不知道那个时候的同僚们为什么异口同声地坚称他从以前就在写否认党与革命正当性的诗歌。年轻气盛、心高气傲的桂冠诗人没把其他人当朋友，他也没想过原来熟悉的面孔下扒开竟然全是嶙峋的恶意，人与人的互害不是需要吹哨才开始的比赛，他天真的地方在于以为自己有豁免权。
宣布了罪名的囚犯被要求远离苏联的中心、被剔除在文明之外的速度有如从高层建筑顶上一跃而下，喷着乌黑烟雾的列车在雪地里拉出长长的黑线，负责押送的两名军官沉默寡言，不论车厢里迷茫恐慌的人们怎么哀求水和口粮都用冷漠的、看着损坏货物的眼神看他们。在那个时候，暴力已初见端倪，拳头和辱骂是管理者下达命令的方式，斯捷潘还算幸运，只是挨了几拳，被挤到了和牲畜车厢相近的位置，动物们的臭味和身躯遮盖了他排泄时的窘迫，体温则补足了他不够厚的冬衣，路上被冻病死的人够多，他多少分得了一两口面包，在尸体旁吃完了，死者不会跳起来抢他的食物。漫长的山脊与更漫长的夜晚一并沉默凝视往荒无人烟方向去的列车，在抵达目的地的黎明时刻，斯捷潘看了一眼路上心神纷乱而无甚印象的风景，却只记住了寒冷。他们驱赶牛羊一般将被莫斯科的风暴席卷了抛出来的政治犯们赶进登记所，赶上一辆辆卡车，没能挤上车的则拼尽全力抓住车厢栏杆，避免徒步穿越雪原，但还是有人坚持不住，就像一艘挤满了落难者的、在海上漂泊的船，当新的尸体出现，他们就把它丢下去，免得分了太多热量。
他在人群中，他第一次真切地在受苦的人群中，而不是终有尽时的调研、采风和暂居，他落入了苦难的磨盘中，而且永远不可能离开。那个矿场也许有名字，但斯捷潘不记得了，所有的名词都成了被饥饿灼烧殆尽的芒草。营地里总是什么都缺的，有时候进行了一天重体力劳动后只供应一小块面包，有时候一周里饿死的人多到要用矿车推四五趟。在矿坑里，只有最靠近地面的部分连接了电灯，其余的时候照明靠的是火把和蜡烛，带着铁锹、铁镐和推车踏入深层的黑暗时，仿佛四面八方的墙壁都在向内挤压，要将人们吞食入腹，进入人群中也一样。但其实，男人的伤口并不因黑暗引发，他畏惧的、彻底粉碎了他的并非恶劣的自然环境，并非时常无声无息埋葬了矿工的垮塌的意外，也并非不知何时就会耗尽了力气一头栽倒再也起不来的景象。
被送往营地里的远不止政治犯，遵照上层指令，看守把身体力行违反了法律的刑事犯和谁知道说了什么被送到这儿来的政治犯编排到一起。在这合宜的土壤里，扭曲的秩序靠着暴力灌溉成长。斯捷潘恐惧人群、杂乱的声音和伸向他的手，在一个权力体系里总有处于最下层的人，尤其在这远离文明的荒野，拳头和体力才是硬通货。谁都可以用他出气，谁也都可以用他泄欲，人们不在意一个套子的完整与否，可能提起裤子又往他脑袋上踹几脚，又或者只是为了找点乐子，叫上好几个人一起强奸他，血和惨叫作为助兴，引来更多围观者和参与者。这些事发生得太频繁，他不记得……那些所有面目模糊的影子和施加在身体上的暴力。镇静剂正如这种暴力，正掐着他的思绪不放，它成为一片空白，只有来回反刍的、来自过去的痛苦在尖叫。他不记得自己怎么活下来的，真的。他学到规矩，却还是想要写诗。有谁看了他用煤渣在雪地上写的诗吗？就像人在兽群中说话会引得它们群起围攻，曾经会说话的人们砸断了他的右手，这会他倒是记清楚了，不是犯了罪的，而是同样为那个体系服务过、唱过颂歌的。
如果他就此死去……！懊悔和负疚来给这受折磨的人盖上一层面纱，他允许自己哭泣了，一边哭一边呕吐，控制不住地抓挠和呕吐，哪怕没有人会因此得到幸福，他也还是想到了这个。从前，他只知道这构建精密、声势浩大的国家机器犹如巨人鼎立在东方，照亮了晦暗许久的古罗斯民族，他离地面足够远，触碰它滚热的外壳与机械运作时的颤抖，也欢欣鼓舞将其比拟成钢铁洪流的脉络写进诗里。如今他知道这机器的齿轮咬合时是能把人磨碎的，不论什么样的理想与主张，也都必须依托在人身上，制定主义的首脑从一开始就想到了这点。如果没人把他拖回了营地的房子里，而是让他就这样在雪地和矿渣里冻死该多好。他对不起维克托莉娅，因为那个时刻，他真的谁都想不起来了。
他醒来的时候是不认识那个穿着军装的男人的，陌生的面孔，陌生的声音，陌生的语言，他只看得懂对方肩章上的标识，它说明这是个大人物，比小队的看守更高级，那么他理所当然可以斥责自己。斯捷潘下意识地道歉，一边蜷缩起身子一边露出笑着的脸，我没有恶意，笑容是人与人之间最好的交流方式，即使谁都不听他说话，他也还是可以靠这个得到一点好处。虽然，有时候缺乏耐心的野兽压根也懒得看套子顺服的模样。他们打他，用烧着的煤渣烫他，踩着他的腿要他把腰挺起来点，又或者只是想看人被砸了满头满脸是血的样子；最低等的囚犯也可以把套子捏得咕叽咕叽作响，用拳头殴打他的腹部以确定他没得到好处、没藏起食物来偷吃。
斯捷潘因难忍的疼痛在床上尖叫着，他的手、他的头，还有由内而外的内脏受到的损伤，以及在流血的种种伤口，囚犯们操弄俄语就像在操弄妓女，污秽下流的联想强奸着它们，生造出朗朗上口的俚语。他无法理解过长的句子，因为不论是谁叫他过来都只要用一个短促的单词。那个在臃肿系统中被称为政委的人说出的音节太长、太复杂了，他听不懂。他听到的语气非常熟悉，穿着更厚实棉衣的看守就是用这种声音叫其他看守去工作的，于是他努力支撑着颤抖身体，开始背诵数字。表示了身份的数字大多数时候带来别人的嘲笑和一个耳光，然后他们就会叫他滚开。他已经能预料到落在脸上的疼痛以及随即而来的昏黑，这简单的逃避方式仿佛在废墟中找到的足以容纳伤痕累累意识的小角落，即使附近的砖瓦同样摇摇欲坠，也比其他可能一下砸死人的地方更好些。
可政委不是这么行事的，斯捷潘大口喘息，眼睛看不清东西，意识到自己不该吃那么多镇静剂，以至于现在不能把脑袋拿去撞墙和用任何锐利的硬物割开身体，好似海啸前的退潮，头痛得麻木后出现的是溺水般的窒息。他的牙咬得太紧，如果放了手指在里面催吐，会把指头咬断。想象完全无助于他摆脱现状，反而引起更多干烧锅炉式的焦虑和拖曳着人往深处去的悔恨。他做了错事，对不起自己的家人，尤其是一直等待着自己的维克托莉娅，男人又一次鲜明地意识到这一点，那些恨不得斯捷潘·马斯卡诺维奇直接死在劳改营中的负疚感当然并不完全来源于他成为家庭的拖累、让父母早亡、让妻子衰老、让孩子有个疯子父亲这些事。他希望自己完全忘记，人的大脑却和求生欲一体，只要不至于完全停摆，就不会放弃履行职责，思考这个行为也一样。它像冬季登上河里浮冰只能顺着河水与风一道漂流而下的人一般听天由命，镇静剂执行了冰冷河水的工作，叫它无处可逃。
他宁愿自己是在做梦而不是发疯，宁愿所有的记忆都是编造的，可要是意识到分不清现实和梦境，他又会惊恐地抓着附近一切可以抓住的奋力向外，免得自己还在煤渣和雪堆里等死。所以，斯捷潘清楚地明白，自己所处的地方是美国东海岸的一栋房屋内，身下是干净的被褥，穿着的是妻子从商超买来的毛衣和风衣，他不在古拉格的营地，床边也没有坐着一个最典型的苏联政委，他也没有在向一个手握权力的人出卖自己的身体。
他们早就认识，在过去没少因为工作问题吵架，也许还用刻薄的语言彼此攻击过，当时的同事们大多认为他们水火不容。斯捷潘知道对方是个正直善良的好人，他希望他有这样一个朋友，他蒙上理智相信自己能赌一把。医生处理过了他那只被砸得骨肉翻开的右手，在他被丢到雪地里等死的两天后，至少包扎伤口的绷带没有脏污。那个时候斯捷潘不确定对方知不知道这具身体上的其他伤口，回忆里政委对此似乎是闭口不谈的，是因为他奇异地还将斯捷潘视作一个同等的人才这样做，还是他维护着的庞然大物要求他这样做，或许只有本人知道。他们没有如以往般交谈，政委在他醒来之后很快就站起身来，依旧用难解的语言解释他为什么会出现在如此边远的劳改营，斯捷潘只听懂了一个“偶然”。
“求你……带我离开……”他是这么说的吗？是一边讨好地笑着去够那个人的手、让它抚摸上自己的脸，一边缩着肩膀、捂着肚子以免拳头落到急于作呕的胃部吗？斯捷潘呜咽一声，为记忆中斑驳不清的画面感到无地自容。一个正直的人不会趁人之危，也不会收受贿赂，但连孩子都知道，免费的礼物只存在于童话中，他是一个强买强卖的商贩，用唯一的商品招徕任何可能的客人。对方拿出震惊的、难以置信的、同情的眼神，他拼命摇头，用亲吻来讨价还价，声明自己只接受唯一的交换物。
很不幸，他没能全部忘记。宛如过曝的胶片至少还能看清些许轮廓，他记得他和政委待在一起的那几天都是晴天，他们勉强在交谈。作为人——甚至在完成交易的前几个小时，他还在因为能够和他人交流、能够被视为可交流的对象而流泪。对方说你一定是得罪了一些人，我早就知道你会跌跟头，你当年就不该……斯捷潘只是听着一个似乎认识自己的人在描述自己，并感到陌生。他应该是得罪了每一个人才被推搡到这里来的。记忆被敲碎了，他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唯有对方略带失望和不满的眼神留了下来。然后，然后……然后？他解开了自己的衣服。
你变成了什么样啊，我没有要求你付出这个来回到我身边，维托奇卡的声音从他脑后的远处响起，你还能算是我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吗？你成了个下流的同性恋。你主动向另一个男人献出身体，还要把它归结到我头上，就像那首赞颂苏联女神的诗。我看到你的膝盖和肚子上都有淤青，你没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
他说不出口，从在车站见到面容衰老了许多的维克托莉娅那时起，从知道了父母都受到牵连选择了自杀时起，从他试图拿起笔继续写却颤抖着无法写的时候起，从妻子下班后拖着疲惫的身体收拾完他呕吐过的客厅还要忙着做饭的瞬间起，他绝望地意识到，即使付出了沉重到几乎压垮一个人的代价，他还是死在雪地里比较好。然而，每一次回过头去，他都能意识到那声音不过是自己的想象，维托奇卡从来不问他经历过什么，她的眼神和当年抱着玫瑰从街上走过的女孩一模一样，她有她要做的事情，他该做的就是别给她添乱。
我真不该吃那么多镇静剂……斯捷潘清醒而崩溃地从绝望的沮丧和强烈的自杀想法中分出一点注意力来反省，比起想起自己来到美国后所作的也不过是换了个出卖和献媚的对象这个事实，重新记起那遥远故土上发生的事情的精神折磨要更可怖。从前他是苏联的喉舌，现在他是金钱的奴隶，这其中没有什么文学，所有的文学也不过是某种意识形态的折射。然而，从宏大叙事中抽身就要面对属于个人的顽疾，斯捷潘被迫忍受大脑给予的折磨，他想死，却一根指头都动不了，头痛得几乎听见无形的钢板挤压脑壳的声音，想要呕吐，把来自记忆中的不堪言说的淤血全吐出来，无边无际的恐怖感和被碾压感又攥着他不放。他怀疑安眠药起效了一会，因为所有因痛苦而诞生的嘈杂在到达临界前消失了，就像人耳只能听见范围内的声波，断续的空白将他的意识割裂，宛如被消磁了的磁带在播放歌曲。他希望这首曲子快点结束，它已经是扰人的噪音。
“爸爸？我回来了，你醒了吗？”
斯捷潘猛地睁开眼睛，因身体反馈回了因为睡姿不当而酸麻的正常触感而欣慰，他试着回应，嗓子却干涩得说不出话来。好在伊万只是站在半开的卧室门前，确认他躺在床上而不是地上和浴缸里就心满意足地等着他说话。男人试了两三次才指挥声带正常运作，不过，他的头还是又痛又重，无暇顾及自己说了什么，也不知道距离儿子离开房门又过了多久，才尝试着移动四肢到浴室去。他终于能痛痛快快抱着马桶吐出来，理所当然，除了酸水外什么都没有，他也有点高兴，因为这说明他的胃还不需要做手术。家庭医生的建议听起来永远那么危言耸听，他相信如果自己真去医院切掉四分之一个胃，手术过程中会丢失更多器官。
所有的灯都打开了，他扶着楼梯下楼，觉得妻子还是在某些方面存在些许浪漫，为了迎接伊万，连座椅都重新放上柔软的坐垫——反正他坐上去的时候感觉像坐在了棉花团里。餐盘反射的灯光和母子交谈的声音混在一起了，他像个溺水的人，在水里隔着模糊的光线与声响猜测岸上的人在做什么。一切都好，他们没有吵起来，斯捷潘心满意足地拿起勺子，给自己盛汤，他的手指折断了，汤勺滑溜溜的掉在桌布上，他连忙道歉，想掏出手帕来擦干净溅出来的汤汁，维克托莉娅先他一步做了这些事。
“抱歉，我忘记我用的右手了。”他尽可能爽快地把这件事带过去，转头同伊万打招呼，“在学校里怎么样，万尼亚？你们是不是放圣诞假了？”
“不，爸爸，还没到十二月。”年轻人忧郁地看了他一眼，让他担心起孩子是否还放不下同母亲的矛盾，他想了一会，继续笑着岔开话题：“那也快到冬天了，冬天很适合吃蛋奶派。你们谁要来一块吗？”
他的盘子里放着的是土豆，咽下去的时候更像石子，它划过食道落进胃里带来的痛苦与一段时间前胃酸反流灼伤内壁的疼痛相互成全，让他又想要呕吐。这可不行，维托奇卡一定会焦急地给医生打电话，然后上一次的体检报告便会公之于众。他不该让其他人更担心了，吞咽石子总比吞咽胃镜要好。他细致地用小勺子把土豆压成小块，慢慢地吃进去，在注意到妻子凝望过来的眼神时，俏皮地给出微笑和夸奖。即便收效甚微，斯捷潘也努力活跃着气氛，说些能吃到她做的饭是自己的荣幸之类的，直到维克托莉娅忍无可忍地出言打断：“好了，喝点水。伊万，去给你爸爸拿纸巾。”
他坐在椅子上，看着妻子与孩子难得平和地共处一室，觉得自己应当感到幸福。他便这么说了，新书的销量和到手的版税完全不是今天的重点，唯有你们是我的幸福，他的大脑终于发了慈悲，分泌了薄弱的血清素，让他恍如回到多年前维克托莉娅抱着三岁的孩子给她讲解数字发音的时候。而他的两位家人都看着他，一言不发，过了好一会，孩子把抽纸盒递给了他母亲，女人起身，走到他身边，为他擦掉了满脸的眼泪。